东莞杂耍小丑

至此，小丑的意义和外延不断得到扩展，终究成为一种在任何文化语境中都存在的概念。不过，这样的诠释脉络是与小丑在美国和典型欧洲国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心理构成紧密相连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就不尽然如此，甚至往往大异其趣。
比如在俄罗斯，小丑的地位、学历和收入之高让人瞠目，许多的小丑演员马戏或者戏剧表演学校进行过深造，并且经历过长时间的训练。可以说“名丑”之所以成为“名丑”，靠的绝不是运气。俄罗斯表演艺术家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尼库林就是一名小丑演员。尼库林去世当天，当时的叶利钦亲自在电视里公布了这一消息，而且为之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俄罗斯甚至还围绕小丑形成了一种的文化，从马戏团到战场上再到芭蕾舞剧院，小丑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小丑魔术气球表演特别受，年轻人的喜爱，气球小丑可以用气球现场做出各种小动物，花卉等赠送给现场的来宾和小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性随意性让人倍感轻松放松的节目。很普通的气球到了小丑手里瞬间变化，变出一个个升灵活现的小动物。准确的讲是借鉴了民间扎气球艺术的特色，民间大街小巷曾经流行过艺术气球制作，每次扎气球的老年人的出现都会被一群子紧紧围住，这种艺术有历史基础，拿到现代舞台上表演，必然会受到大人孩子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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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艺术的青年时期开始，小丑形象就已经开始出现在银幕之上，其形象更是很早就脱离了单纯的逗趣和喜剧范畴，所有影片无不通过表现小丑的两面性引发观众的同情。
那时的小丑之所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因为“马戏”无疑是当时具性的社会活动之一，“小丑”则是马戏团中具性的角色，这就自然让马戏团小丑和喜剧产生了联系；另一方面，小丑在台上的欢愉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其背后是否存在与其欢愉完全不相符的可悲的生存境况。因此，早在上世纪20年代，各国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以小丑为主角、调度相对平面化、舞台化的电影，例如瑞典导演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在美国好莱坞大厂米高梅制作的影片《挨了耳光的男人》，其中，主角科学家因被妻子出卖失去了奋斗终生的科学成果，终流落马戏团每天表演被扇耳光，只为博得有钱人一笑。

而在东方国家，“小丑”一直以来也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中国戏曲当中就有丑角，其妆容与西方的小丑还真有些许相似之处；而且，由于梨园行祖师爷唐玄宗善演丑角，传统剧团中丑角的地位还都非比寻常。日本导演黑泽明后期的杰作《乱》中的人物狂阿弥也是东方弄臣型小丑形象的**，虽然这一形象取材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但黑泽明创造性地将这个人物与日本的传统表演形式“狂言”结合在一起，使得西方小丑的功能和东方小丑的形象融会贯通，地充满了东方韵味。
巴尔扎克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社会只拿小丑取乐，没有其他的要求，一转眼就把他们忘了；不比看到一个器局伟大的人，一定要他**凡入圣才肯向他下跪。各有各的规律：历久不磨的不能有一点儿瑕疵，一时流行的出品不妨单薄，古怪，华而不实。”此语虽意在讽刺，却精准地道出了小丑形象的多变。